我的老板是荷兰总督，怀疑每个汉人都在密谋造反。甲方是海盗王郑芝龙，觉得全海面的船都该姓郑。邻居是土著酋长，真诚地问我能不能用三十张鹿皮换我头上这顶帽子。而我，一个卑微的通事，只是偷偷在账本上动了点手脚，在深山开了个小铁匠铺，顺便画了张“全球航线图”而已。直到那天，我的“副业”突然膨胀得有点过分——郑家的巡逻船截了我的私货，我挠着头说：“兄弟，这都是给荷兰人采购的土特产……你要不看看货单？”山里的邹族兄弟扛着新猎的鹿来找我：“何大哥，你上次说的‘以物易物委员会’还招人不？”我从巴达维亚高薪挖来的退休炮兵教官，喝着我的甘蔗酒大骂：“上帝啊，你画的这个‘火炮标准化流水线’，瓦萨工厂那群猪脑子一百年后都想不出来！”当崇祯皇帝在北方为“快递员”李自成头疼时，我在南方开了“南洋总公司”。当八旗铁骑踏破山海关时，我的“东宁制造”燧发枪刚刚通过质量检测。当江南名士哭着写“遗民诗”时，我的扫盲班正在教渔民的儿子算抛物线弹道。很多年后，紫禁城的新主人疑惑地翻看奏报：“这个何斌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”跪着的降臣颤巍巍答：“禀皇上，他简历上写的是……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办事处高级沟通顾问兼地区开发合伙人。”